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犬肿瘤的精准导向治疗:绿洲还是海市蜃楼?

Sakthikumar 等近期对兽医肿瘤学(veterinary oncology)中的基因组诊断(genomic diagnostics)作出了一项富有见地的评估,强调需要进行分析效能验证与临床验证(analytical and clinical validation),并对基因组检测结果作出恰当解读 [1]。他们的分析为本领域奠定了重要基础。更广泛地说,生物标志物(biomarker)的临床价值并不仅仅取决于其与疾病的关联,而取决于它能否改善临床决策。本述评(editorial)在其框架基础上,进一步聚焦于基因组改变(genomic alterations),并提出下一个问题:当某一改变被准确识别时,它在什么条件下才足以支持一项治疗推荐?

识别某一改变与预测治疗获益之间存在本质区别。那些通常被视为癌症驱动因素(cancer driver)的突变,可以在表型正常的人体组织中经正向选择(positive selection)而积累。例如,随着年龄增长,携带癌症相关突变的克隆可占据相当大比例的表观正常食管上皮,且 NOTCH1 突变在正常食管中比在食管癌中更为常见 [2]。因此,某一突变的存在并不能确立恶性肿瘤(malignancy),其对克隆适应度(clonal fitness)的贡献也未必意味着肿瘤对该突变持续依赖(tumour dependency)。癌症发生于随年龄与疾病而改变的细胞、组织与宿主背景之中。Sarver 等提出,犬与人类的寿命延长超出进化所适应的限度,可能促使全身环境越来越有利于恶性生长 [3]。无论其机制如何,仅凭基因型(genotype)都无法完整描述肿瘤生物学(tumour biology)。

即便功能性验证(functional validation)也离不开背景。证明某一改变在异位表达(ectopic expression)后能促进增殖或存活,只能说明其在该实验体系中具有生物学活性,而未必说明原发肿瘤对其存在依赖。同一改变的功能后果可因细胞与组织背景(包括代谢状态与肿瘤微环境)不同而显著不同 [4,5]。BRAF V600E 恰可用于说明这种背景依赖性:同为这一经典改变,BRAF 抑制剂单药治疗在黑色素瘤中可获得高缓解率 [6],在非小细胞肺癌中活性较为有限 [7],而在结直肠癌中几乎无活性 [8]。此外,即便黑色素瘤中显著的疗效通常也是短暂的,在随机对照的 BRIM-3 试验中位无进展生存期(progression-free survival, PFS)约为 7 个月,且治疗可导致明显毒性 [6]。空间背景又增添了另一个维度:遗传学上相似的细胞在同一肿瘤的不同区域可能具有不同的治疗易感性(therapeutic vulnerability)[9]。而且,肿瘤是不断演化的群体。在肿瘤起始阶段重要的某一改变,之后可能变得可有可无;而治疗改变了选择格局,可能有利于耐药克隆或适应性状态 [10]。因此,一个分子靶点(molecular target)未必是一个稳定的治疗易感性。

人类肿瘤学(human oncology)的经验既展示了基因组导向治疗的前景,也揭示了其局限。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National Cancer Institute, NCI)的“治疗选择分子分析”(Molecular Analysis for Therapy Choice, NCI-MATCH)试验既体现了其潜力,也体现了其选择性。在最初 27 项按分子特征界定的 II 期亚研究中,仅 7 项达到预设的阳性信号标准,而这些亚研究的总体客观缓解率(objective response rate, ORR)为 10.3%。重要的是,部分特定亚组(包括 BRAF V600 突变与错配修复缺陷肿瘤)在多种肿瘤类型中均显示出活性,并促成了不限肿瘤类型(tumour-agnostic)的治疗获批 [11]。在前瞻性 DRUP 研究中,1610 例患者接受了依据基因组信息选择的超说明书用药(off-label treatment),这一做法与当前对部分兽医患者实施的基因组导向治疗相类似。在可评估患者中,34.9% 出现临床获益(客观缓解或疾病稳定 ≥ 16 周),15.7% 出现客观缓解,7% 出现卓越获益;28.4% 发生 ≥ 3 级治疗相关不良事件 [12]。反之,日本对 54 000 余例患者的分析显示,全面基因组分析(comprehensive genomic profiling, CGP)可提供临床效用(clinical utility),但获益因肿瘤类型以及支持生物标志物—治疗关系的证据强度不同而异 [13]。真实世界数据(real-world data)可覆盖异质性较大的临床人群,但患者、肿瘤、治疗选择与结局评估方面日益增加的异质性会降低可预测性,并使获益更难归因于某一分子匹配的干预措施。随机对照的 PRODIGE-24 试验分析又提出一个警示:若干看似合理的基因组特征并不能预测辅助化疗的差异性获益,且同源重组修复(homologous recombination repair, HRR)基因的改变并不等同于存在功能性同源重组缺陷(homologous recombination deficiency, HRD)的证据 [14]。精准肿瘤学(precision oncology)可以奏效。关键问题在于:证据在什么情况下足以支持我们预期其奏效。

解读方面存在另一项挑战:兽医肿瘤测序通常缺乏配对的正常组织,因此许多变异无法被可靠地判定为体细胞(somatic)变异而非胚系(germline)变异 [15]。犬类研究能为“某一基因组改变的存在能否可靠地指导有效治疗的选择”这一问题提供的证据要少得多。托西尼布(toceranib)提供了一个有启发性的例子。它对犬肥大细胞瘤(mast cell tumour)具有明确的临床活性 [16],然而与长春碱(vinblastine)的前瞻性比较未能确立 KIT 突变状态可作为治疗反应的可靠预测因子 [17]。因此,一种靶向药物的活性并不必然能够验证用于论证其作为预测性生物标志物(predictive biomarker)应用的分子改变。反之,一项纳入 324 例骨肉瘤患犬的前瞻性随机试验显示,尽管针对 mTOR 具有令人信服的生物学与临床前依据,在标准治疗基础上加用西罗莫司(sirolimus)并未带来临床获益 [18]。该结果并不排除 mTOR 作为治疗易感性的可能;就目前而言,分子层面的合理性仍不足以预测临床获益。

针对犬尿路上皮癌(urothelial carcinoma)的 BRAF 靶向治疗既体现了潜力,也体现了仍存在的不确定性。维莫非尼(vemurafenib)使部分经筛选为 BRAF 突变肿瘤的患犬获得客观缓解,研究者还将药代动力学与药效动力学(pharmacokinetic and pharmacodynamic)检测纳入研究 [19]。然而缓解并不完全;药物暴露与药效动力学效应并不能简单地解释治疗结局,且出现了耐药。这些局限说明,要从一个看似令人信服的突变—药物关系,走向具有临床预测价值的治疗选择,需要多么充分的证据。犬体内的相关药物暴露与靶点结合(target engagement)不应由人类药理学(human pharmacology)外推假定。

这一区分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治疗推荐会产生后果。靶向药物具有生物学活性。它们可能影响肿瘤或正常组织中的预期靶点,改变肿瘤微环境的其他组分,与同期治疗发生相互作用,或通过非预期靶点发挥作用。未能抑制推定的肿瘤依赖并不意味着不存在药理活性或毒性。因此,当疗效与毒性仍不确定时,“可能有益、且大概不会有害”这一用于尚未证实疗法的常见理由并不成立。获益不确定并不意味着不存在潜在危害。治疗还带来机会成本(opportunity cost);当一种分子层面“匹配”的疗法被描述为特别适合某位患者个体的肿瘤时,可能产生与证据不相称的期望。商业可获得性并不能确立临床验证(clinical validation),但验证不完整也并不必然排除临床效用。伦理义务在于清晰、明确地沟通检测性能、不确定性以及支持临床行动的证据强度。

以上所述并非反对基因组检测或靶向治疗,而是主张将治疗假说(therapeutic hypothesis)与经临床验证的治疗策略区分开来。前进之路在于协作,而非降低对证据的要求。任何单一的学术机构、医院网络或商业实体,都不太可能在分子特征明确的癌症亚型中遇到足够数量的患犬,从而独立确立预测性获益。采用共享方案、恰当对照、整合药理学与相关性生物学(correlative biology)以及透明结局数据的多机构研究,能够确定哪些分子匹配真正改善结局。回答这些问题所需的犬患者群体是存在的;挑战在于建立必要的协作基础设施,以从中获取知识。

精准导向治疗或许确实能为患癌犬带来一片绿洲。然而就目前而言,分子层面的匹配一般应被视为一种合理的治疗假说,而非对临床获益的预测。“精准”应体现在支持治疗选择的证据上,而不仅仅是分子匹配的特异性。唯有严谨的协作研究,才能使我们可靠地区分绿洲与海市蜃楼。

资助

作者无需要报告的事项。

伦理声明

作者无需要报告的事项。

利益冲突

作者声明无利益冲突。

数据可用性声明

数据共享不适用于本文,因为本研究未生成或分析任何数据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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